五·埋了，就踏实了

昏黄的灯，挂在掉漆的木门。

那扇门是我爷爷留下的。榆木的，厚重，开关的时候会响，像咳嗽。我娘每天擦它，但漆还是掉了，一块一块，像某种皮肤病，治不好的。门上有三道刻痕，是我小时候量身高的记号。第一道，我五岁，刚够到门闩。第二道，我十岁，能自己开门了。第三道，我十五岁，比我娘还高了。我娘说，再刻一道吧，我说不用了，我长够了。她没再刻。但那三道刻痕还在，浅浅的，被漆盖住了一半，像某种被遗忘的记忆。

我爹走后，我娘的生活就围着这扇门转。早上开门，扫院子，喂鸡，做饭。晚上关门，坐在门槛上，等。等什么？等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证明这个世界还没有把她完全遗忘的证据。

第一年，她还做饭，做很多，剩很多。她做我爹爱吃的炖粉条，做我姐爱吃的糖醋排骨，做我爱吃的炒鸡蛋。做好了，摆在桌上，摆三副碗筷，然后坐在旁边，看着菜慢慢凉掉。

"妈，别做了，他们不回来。"

她没说话，只是端起菜，倒进锅里，明天热热再吃。热了三回，菜变了色，她也不倒，只是默默地吃，一口一口，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第二年，她只做自己的份。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坐在门槛上吃，看着院墙外的苞米地，看着天上的月亮，看着远处蜿蜒的路。

"妈，进屋吃吧，外面冷。"

她没动。"不冷，"她说，"屋里更冷。"

第三年，她不做晚饭了，说"不饿"。我打电话回去，她说"都好"。问我"吃饱没"，问我"穿暖没"，问我"啥时候回来"。三个问题，顺序不变，像某种仪式。我回答"都好"，"饱"，"暖"，"过年"，但过年我没回去，加班，三倍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