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

　　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

　　　第二集  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1985年3月，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萧瑟料峭的春天。

　　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尔巴乔夫接连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社会上对‘改革’有较强的抵触情绪，戈尔巴乔夫也不可能采取快速或者过激的措施，他就慢慢造舆论，让社会接受他的‘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但在当时，由于彻底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为着极少数人谋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最终形成与恶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国家，国家对所有制进行垄断，包括集体农庄，合作社，结果带来生产的倒退和停滞不前。当时国家科技人才的发明占世界发明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些发明不能得到推广，在生产中应用非常缓慢。”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逐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则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11]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却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和商量怎么制定经济‘改革’的方案。在研究制定政府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后来被称为‘500天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