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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篇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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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于此得强调一下本书不同于大多数口述实录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它是“聊天”与“采访”的某种混合，且“聊天”的意味大过“采访”的成分，至少杨先生常常忘掉，除了面对我，她同时也是在面对公众讲述。面对“采访”，不免有意无意地设防，“聊天”则大体上是不设防的，或者说，有时讲着讲着就可能“破防”。在绝对的意义上，不要说面对他人，即使面对自己，我们也不敢声称直言无隐。有时候，面对自我甚至还可能是比面对他人更具挑战性的事，但这是另一问题了。

所谓“当讲则讲，不当讲则不讲”（何者当讲，何者不当讲）的问题，即使在私聊中也并不全然消失，但与接受采访之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记者”这个身份对于杨先生有时有很强的暗示性，我非记者，忝为“小友”，天然“免疫”，也算是“得天独厚”。她面对的是一个倾听者，而我较少窥探的冲动反而让杨先生无所顾忌，无所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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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你不大可能有机会知道关于另一个人生活那么多的细节：不夸张地说，无数次有意无意的闲聊之后，我对杨苡先生一生种种，也许比她的家人、好友知道的都要多得多。

当然，这里也就有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可不可、应不应向“外人”道的问题。我总是希望杨先生多取消一些“禁令”，杨先生则在“说出去不好”与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之间犹疑。趋向前一种反应的情形多半发生在刚刚读完某个公开发表的部分（书中大部分内容在《读库》《名人传记》《南方人物周刊》刊登或连载过）之时。与读打印稿时相比，杨先生似乎觉得这个更有了“白纸黑字”的意味，不由得便有一种下棋时“落子无悔”的慎重。趋向后一种反应则是在情绪渐渐平复之后，这时她会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有什么不能说？！我的做说客就在她的小循环之间间歇性地进行。于是对人戏称，杨先生与我之间陷入了艰苦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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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感谢杨先生的信任：她不止一遍细细看了稿子，甚至不止一遍在上面做了改动，从一些内容的删除到人名、时间的订正，甚至包括语句的修改。但她又交代，你不改也无所谓——只是有时还要追加一句，“我保留我的意见”。唯其如此，我不敢造次，取舍之间小心翼翼，以期不负杨先生授予我的“生杀予夺”之权。

（六）

这本口述所恃者，首在杨苡先生令人称奇的记忆力。杨先生自己对此也颇得意，常在回想出某个场景某个细节之后，不无自矜地笑问来客：“怎么样，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吧？”

岂止是“可以”？绝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到了这岁数的人，多半已是意识模糊，即或不是嗫嚅不能言，记忆与表达也是障碍重重了。杨先生犹能接受采访，一两个小时娓娓不倦，且还有掌控局面之念——要是有分龄组的达人大赛，我觉得她简直可以以她的记忆力做才艺展示了。除了家族基因之外，不知道这与她的自我操练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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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杨先生跌了一跤，腿骨骨折，从那时起，她被迫成为一个更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因为真的足不出户了。近年卧床更是常态，看书看报看电视，或是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忆念旧人旧事，当然都属于脑力劳动。她对大脑的状态，也就特别看重。好多年过去，杨先生仍不能接受被人全程看护的状态，能自理的事不肯假手他人，独自下地行走也是经常性的，动作还快，不慎跌倒的事于是时有发生，至少我知道的就不下十次。幸而如她自况，现在已是“身轻如燕”，倒下又大多是原地慢动作，结果均无大碍。杨先生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糟了，脑子千万别摔坏了！检测脑子出没出问题的一大标准，就是看记性坏了没有。于是记忆力测试立马开始。某个人名想不起了，心下一沉：得，记性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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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的事。测试失败只是一时绊住了，杨先生用力地回想着，比着手势对我说，某人某人，名字是“三个字的”，“两个字的”，终于未能脱口而出，像挺举重物未能一举成功，大为懊恼。但是或许过个几天，忽然又想起了，一见面就兴奋地说起她的“灵机一动”——我已经很习惯她“灵机一动”的个人化表述了，这个词特指她关于某个记忆的失而复得，或者是某个名字，或者是某一句歌词，或者是某个场景。

我这么描述，并不是说杨先生的记忆力一如往昔。随年岁的增长，记忆力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从我起意给她做口述至今，十多年过去，像身体功能的逐渐弱化一样，她的记忆也在慢慢衰退，有些人与事，时间、地点模糊了，有些碎片拼不拢了……对此杨先生也不是不能面对，只是很惧怕因跌跤记忆力骤然下降乃至于失忆。接受自然规律不等于听天由命，对记忆她尤不肯轻言放弃，要退也得是且战且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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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沓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这里面颇有一些属于地道的脑力体操。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一百零三岁的高龄，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给我，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不管如何地跳跃，自由联想式，或者听上去如何不相干，杨先生的记忆操练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她经历的人与事进行的。这里面有她想记住的，有的是她想忘却而终于忘不了的，她都讲给我听，加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一遍遍地讲述，反复地念叨，有时她会突然停下来问，这个跟你讲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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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大都听她说过，但仍然请她接着说，因为同一内容，会有不同的侧重，不知何时，又会即兴回想起一些什么来。我一度很执着地想在书名中嵌入“碎碎念”三个字，在我看来，“碎碎念”恰恰是杨先生记忆与讲述的特点，关乎记忆点点滴滴的细碎，也关乎她记忆的展开方式。同时，不停地忆念，正说明故人故事，以及其中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世情，已是杨先生生命的一部分。

抵抗遗忘，抵抗记忆力的衰退，因此也是证明一己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所谓“历史”，是要在群体的层面上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留下痕迹，何尝不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体操，一种抵抗遗忘的努力？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