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

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赵冬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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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舌尖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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脍炙的退撤

“吃肉”是一个重要问题。《曹刿论战》中讲到，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战前，鲁国平民曹刿请求面见庄公讨论战局。曹刿的乡邻嫌他多事，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这是肉食者才应该讨论的事情，你又何必插一杠子？曹刿回答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见识浅薄，没有远虑。 “肉食者”意指“吃肉的人，当权者”。这个注释来自西晋杜预的《春秋左传注》：“肉食，在位者也。”为什么肉食者就是在位者呢？唐代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在《孟子》所描述的王道世界中，庶人生活的理想状态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由此可以推知，七十岁以下的“贱人不得食肉”，所以说肉食者即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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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提到“子雅、子尾之食”时说：“公膳日双鸡。”《左传·昭公四年》说“颁冰之法”时云：“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大夫、命妇丧，浴用冰。”由此可见，“则大夫以上，乃得食肉也”。 “肉食者鄙”是曹刿的主观判断；按制度，春秋时期贵为大夫，方可食肉。秦汉以后的官僚同样也是“肉食者”。初唐王梵志诗云：“仕人作官职，人中第一好。行即食天厨，坐时请月料。得禄四季领，家口寻常饱。职田佃人送，牛马足䜺草。”[1]此诗大俗写实，当官的确有饭吃。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人称“阮步兵”，因为他做过步兵校尉。这步兵校尉是阮籍主动求来的，“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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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官员的工作餐，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和监察御史，每天的定量是三头羊，到了大朝会的日子，人多，再加一只；冬天加热汤饼和黍臛（黍米肉粥），夏天加冷淘、粉粥，每遇节令还有特殊的加餐，比如端午节的粽子、寒食节加了麦芽糖的饧粥。所有官员中吃得最好的，当然是宰相府。唐朝宰相府人称“政事堂”，宰相的小厨房称为“堂食”或“堂馔”。唐代宗时，宰相常衮认为堂馔过于丰盛，想要稍加减损，遭到了同列的一致反对。当时政坛所认同的观念是“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3]。当多大的官、负多大的责任，就吃多高级的饭，若无才干，就应当辞职，而不应该辞去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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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以此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比一味强调私德、忽略治理能力要强得多。当然，我们做此评论是有前提的，传统中国是等级社会，没有平等观念，而丰盛的堂馔属于制度规定，光明正大，无可厚非。 那么，古人所吃的究竟是什么肉？牛肉虽美，但绝对不是评书说的那样，随便就能让小二“切二斤牛肉来”。牛和马一样，是主要的动力来源，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太牢（牛）、少牢（羊）是尊贵的祭品，非寻常肉食，“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秦汉以降，历代均有屠牛之禁。“牛者，所以植谷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杀牛，民犯禁杀之者诛，故曰必亡之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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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肉食种类，主要是猪、狗、羊、鸡和各种野味。猪和狗是最常见的肉源，各地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只要出现庖厨图，宰猪和屠狗都是最常见的”[5]。从北朝开始，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原的肉食习惯发生了重大转变——羊肉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6]根据《唐六典》，亲王以下所赐食料“每月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岁末，“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这“三千口”是一次性下发给官员的过节羊。此外，“供御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百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7]。这个数字让后唐明宗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