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在古代中国，最初进入仕途做官，实行的是世袭制。换句话说，就是家庭出身决定你的政治前途和地位。

因此，对于普通平民子弟来说，做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即便你再怎么努力也没用。所有的官职都被王公卿士垄断了，几乎没有例外。普通平民子弟除非有过人的功绩，才会破例被委以官职。这样的幸运儿，实在是凤毛麟角。就算是当了官，职位也不会高，在同僚中仍会遭到歧视。

到了公孙瓒和刘备生活的东汉时期，除了世袭制外，东汉王朝还实行了另外两种选拔官员的制度，那就是察举制和征辟制。

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人才以后，再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

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

这两种方式，就是当时做官的途径。大贵族家庭中的嫡子，很容易被推荐到中央政府。然后由中央政府委以他们较高的官职。庶子也会受到推荐，但官职通常不会太高。譬如身为庶子的公孙瓒，仅仅被任命为当地政府的一个主办文书的佐官，称为书佐。

所以，公孙瓒失去的重要机会，就是一个担任高官的机会。这种待遇自然是不公平的。

察举制和征辟制虽然比世袭制公平和透明，但只是相对而言。其公平和透明程度是有限的。

依据征辟制，朝廷可以在全国各地征召能人贤才。可是，执行征召工作的，是官场的一些权贵人物。他们征召来的所谓人才，多数都是一些权贵子弟，平民子弟很少。所以，征辟制的兴起，并没有达到面向全社会招揽人才的目的。

2. 到了魏晋时期，一个新的选官制度代替了征辟制。这个制度叫：九品中正制。也称为“九品官人法”。

九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人才分为上、中、下三等，一共九个级别。按照等级的不同，授予官职。

所谓中正，指的是中正官。其工作，就是负责对人才进行品评。中正官也分大小，在魏晋时期，州设大中正官，郡县设小中正官。

这些大小中正官们，如何对人才进行品评呢？

具体说来有三项。

第一项是家世，家庭背景和出身。譬如父辈祖辈的资历，有没有在仕途上混过，当过什么官，受过什么爵位等等。中正官掌握了详实的材料，才能往上报。

第二项是品行。简单地说，就是人品好不好。有点像如今学校的班主任给学生写的品德评语。魏晋时期赞扬一个人品德和才能，一般都是四个字一句，如：“天材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等。

第三项是定品。顾名思义就是确定人才的品级。参考的依据，原本是人才的品行，家世只是一个辅助的参考。而到了晋朝后期，就基本变成完全以家世来品级了。

这么一来，出身寒门的平民子弟，只能被定为“下品”。而出身权贵豪门之家的，即便品行很差，也能被定为“上品”。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因此，从世袭制到察举制和征辟制，再到九品中正制，在形式上虽有了变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少改变。平民子弟要进入仕途做官，机会仍然是非常渺茫的，即便做了官，官职也很小，地位也很低。

由于官职的分配被垄断，权贵子弟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官职。犹如歌中所唱：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然而，权贵子弟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才实学。而且，他们无论品行和体质都比较低劣。论吃苦耐劳，他们比不上平民子弟；论经验，他们也不及从仕途底层一步步做起来的平民子弟。但是，他们年纪轻轻却荣登高位。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对国家发展也不利。

在这种情形和背景下，科举制度横空出世了。

3.每一股都崩溃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出现于隋唐时期，与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应该是相对公平、进步的选官制度了。

公平之处在于，无论权贵子弟还是平民子弟，都可以参加考试。不受出身、家世、种族等等的限制，甚至还不受年龄的限制，哪怕你只有三岁，如果是神童，也可以参加科考；哪怕你已是80岁的高龄，只要有心有力，一样可以参加科考。

进步之处在于，其姿态是开放的，面向全社会公开选取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而杜绝庸才。官职的分配，不再被权贵垄断。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所以，科举制度一经推出，就受到广泛的拥护。

不过，这只是科举制光鲜的一面。在发展过程中，却变了形，它的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这与科举考试的内容有关。

最早的科举考试内容，是自由发挥，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要求，能写出好文章就行。这么一来，考生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风格，文辞也都不错，其中甚至还体现了家学的积淀，颇有些百家争鸣的意思。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很难说谁更胜一筹。这让评判的官员们大伤脑筋。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多年。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才有了改变。怎么改变的呢？两个字：统一。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现了两项统一，即车同轨，书同文。而朱元璋在科举考试上实行的统一，也有两项。一是文章体例格式的统一，二是文章内容的统一。

这种统一后的标准科举考试文章，叫做“八股文”。

为什么叫“八股”呢？简单地说，就是一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每一股要写两段，每一股的内容，必须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深一浅来对比；所使用的句子，又必须是排比对偶句。所以，称为“八股文”。

4. 不得不说，这八股文中的每一股，都让人崩溃。最变态的是，还必须使用排比对偶句，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这种杀脑细胞，培养强迫症患者的规定，让考生们痛苦不已。

而且，八股文的题目也是有要求的，必须从四书五经里找题目，或是从四书五经里的段落里找，或是从四书五经里的句子里找。这就不是考学子了，考的是老师。

老师没办法，管它语句通不通，管它有理无理，更不管考生能不能看懂，翻开四书五经，东拼西凑弄出题目再说。

大家可能要问了，朱元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变态的想法？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布衣天子，出身贫农。他当了皇帝以后，也试图给自己镀点金。于是，他想起了一个人，朱熹。此人是南宋理学大师。朱元璋琢磨：他姓朱，我也姓朱，不如认他为我的祖先。让天下人都知道，朕的祖先也是有大学问的人，并不是无知的草根贫民。

大臣们得知后，连忙劝谏，您这做法也太假了，装不可耻，装得不像就会让人耻笑。朱熹的年代离咱们太近，陛下万万不可认他做祖先。

认祖失败，朱元璋仍不甘心，认为朱熹即便不是我的祖先，但他也算是一个圣人，他曾经解读过四书五经，我们必须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去考试。如此一来，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书，就变成了天下学子考取科举的教科书。

从此，天下学子成天琢磨的，学习的，交流的，都是朱熹对于四书五经提出的看法。朱熹的观点、理解，准确不准确，清晰不清晰，正确不正确暂且不论。单说如此变态的学习，就让天下学子常做噩梦，梦里出现的鬼，个个都叫朱熹。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考试奇才，在如此变态的限制中，他们仍写出了文辞华丽，观点独到，立意深刻的锦绣文章。而这样的绝世好文，在漫长的科举考试中，微乎其微，异常罕见。

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八股文考试又升了级，朝廷推出一项新规定：考生所作的八股文章，以七百字为限，不能超过一个字。而且，必须用楷书写，卷子必须工整、干净。一竖一勾都不能错。一个弯钩没提好，对不起，你落榜了。

科举考试发展到这个阶段，不仅考写文章，还考书法。

可以说，科举制最初的出发点是好的，本着开放、公平、公正的准则，让天下贫寒子弟，发奋图强，从而吸纳天下贤才。遗憾的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变态，如八股文，禁锢人的思维，扼杀想象力，害人不浅，且影响深远。尽管依靠这个制度，也确实选拔出一些人才，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其中不乏“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因此，总体来讲，科举制是弊大于利。

5. 一场轰动长安的炒作

实际上，科举制刚在唐朝兴起的时候，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官场，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考一次。不过，就算你考过关了，也只是得到一个做官的资格，并非直接被录用为国家公务人员。要想成为正式的官员，还要经过吏部的一次考试。

吏部的官员录用考试，不考学问，也不考写文章。考什么呢？一是考长相，看你五官是否端正，气质如何；二是考言行举止，看你谈吐是否流畅，能不能操一口官腔，举止是否有官样；三是考书法，看你能不能写一手好字；四是考判词，简单地说，就是考你公文写作的能力。

这四项都合格了，报给皇帝批准，皇帝批准了，再交给吏部，由吏部授予、安排官职。

吏部的这四项考试，称为中试。也就是说，在唐朝，你立志当官，必须通过两次考试，一是科举考，二是中试。

唐朝录用官员的科举制度，还有一点与后世的朝代不同。那就是试卷。按规定，唐朝的科考试卷上，考生必须填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等。因为考官不单是看试卷，还要拿考生的出身、名声以及家庭等情况作参考。

这么做，有两个弊端。一是会影响考官的判断，如果考生的出身不好，名声也一般，家境也贫寒，那么考官可能会主观认为考生整体素质较差。二是容易徇私舞弊，家境富有的人家，为了子弟能考个好成绩，难免就会贿赂考官。考官一看考生的名字，哦，这家是出了钱的，给个高分。

所以，到了武则天时期，科举考试的卷子改了，不准暴露真实姓名。但是，这样仍然难以避免暗箱操作。因为吏部还有一次中试，在中试的时候，仍然要考查考生的出身、家庭、名声等详细情况。

最终，唐朝的科举制度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考生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还要有靠山，才有可能通过考试，继而走上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