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从何说起呢？不妨从科举各轮考试的细节说起。对于经历过的读书人来说，其过程，其细节，都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

首先看各轮科考的时间，不是秋冬之际，就是初春时节。总之，都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而考生却必须在凌晨入场。

凌晨时分，地上结冰，瓦上挂霜，寒风刺骨，考生们开始依次入场。

入场前，考生先要脱掉衣裤、鞋袜，赤身裸体排成一条蜿蜒长龙，挨个接受兵丁的检查。

运气好点的，先被叫到名字，就可以少挨一会儿冻。运气不好的，最后才被叫到名字，就要在露天庭院里冻上一两个小时辰。古代的一个时辰，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很难想象，一个身体孱弱的读书人，光着身子在露天冻上几个小时，会是什么后果。

而考官们呢？他们身穿厚厚官袍，坐在灯烛辉煌的厅堂里，围着火炉烤火取暖，观赏着眼前场面壮观的“安检”。

这“安检”可比如今机场的安检严格多了。两个兵丁负责检查一个考生，考生上至头发，下至脚趾头，都要接受检查，不会有任何遗漏。

在刺骨的寒风中，考生走完整个“安检”程序，就已经冻得四肢冰凉了。身体强壮些的，全身颤抖，牙齿打战；身子骨弱的，早冻得没了感觉。而考生却要在这种身体状况下，进行考试。

有时候，童试或科试也会在酷暑时节举行。考生们则要在烈日炎炎的炙烤下，排队进入考场。他们不能带扇子，穿戴还必须整齐。考场是固定的，一间酷热的房子里，坐着几百个考生，挥汗如雨地答卷。整个房间里，弥漫着汗味、腥味，狐臭味。

而省里的学政及州县的考官，则是身着轻便服装，坐在树荫下喝茶、纳凉。旁边还有人为他们打扇。

考官们也知道酷暑难耐，所以为考生准备了饮用水，并专门安排了负责给考生倒水的差役。可是，没有一个考生敢去饮水。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离座去饮水，考官就会在你的试卷上做上记号，怀疑你有作弊的行为。那样的话，你考得再好也白搭。

没办法，考生们只能忍受酷热，口干舌燥，坐在原地，老老实实地答卷。

2. 考试开始，考官公布题目，先是宣读，为了照顾听力弱的考生，题目会写在一块牌上，由专人拿着牌像如今的运动会入场式一样，在考场四周巡回展示一遍。

然而，一天会出好几道题目，牌子又不能展示到所有地方。所以，总有些考生看不清，或者听不清题目。但他们又不敢问其他考生。因为一旦被发现交头接耳，考官就会在试卷上做标记，认定你有作弊的嫌疑。

不光不能交头接耳，还不能仰视，不能四处张望，不能伸腰打哈欠，不能靠在桌上，不能侧着身子。违反其中任何的一条，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被监考官怀疑是作弊。

因此，考生们腰酸背痛，手脚麻木，却不能动弹一下。

考生坐的席子，是官府统一安排采购的，负责采购的人贪污经费，买的席子又薄又窄小。身材稍微胖一些的考生，根本就不够坐。而且，一排考生坐在一条长席上，一个人动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考生使用的砚台，也是官府统一安排采购的，采购者同样贪污经费。所以，砚台质量也很差，常常磨不出墨来。有些考生要花大量时间磨墨，手都磨酸了也磨不出好墨来。

有的考生则更倒霉，坐在屋檐下，又偏遭连天雨，就只能用衣服小心翼翼地遮住考卷，以最快的速度答完题，匆匆交卷了事。

这是童试和科试的大致情形。到了乡试和会试，情形更为残酷。


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场所，通常称为贡院。始建于唐朝时期。贡院从表面看上去比较堂皇，可考生应试的房间却完全不同。

以明清时期的贡院为例：贡院大门正中，悬一块“贡院”墨字的匾额，大门东、西立两坊，分别写着“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龙门直通公堂。在龙门和公堂之间，有一座高楼耸立。此楼名为“明远楼”。

监考的考核官登上明远楼，居高临下，一览无余。倘若考生和执役人员有任何不轨行为，立刻就会被发现。

3. 龙门、明远楼两侧，则是考生考试的房间，称为号舍。号舍从南到北，有若干排。每排有数十间，乃至上百间。一些大省的贡院，号舍甚至可以达到上万间，中等省份也有上千间。

每一间号舍都是单间，三面都是围墙，只有一面敞开。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基本就是一个笼子。左右两面围墙上下各有一道凹槽，各嵌一块活动木板，考生将下面的木板后挪，当作座椅，而上面的木板则前挪，当作桌案，人伏在上面答卷。

白天考完。夜里，考生是不能走出号舍的。怎么睡觉呢？将上面凹槽中的木板移到下面，与下面的木板搭成一张“硬板床”。考生蜷缩着身体，睡在“硬板床”上面，四肢根本无法伸展。

总结起来，科举考试的号舍，具有狭小逼仄、光线昏暗、漏风漏雨、冬寒夏热等几大特点。考生们就在这种“特色房”里，吃喝拉撒，答卷写作。

仔细想想，这和坐牢差不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临时拘留。而贡院，则是一座看守所。在贡院四面的围墙上，插满了荆棘。四个角各有一个瞭望阁楼。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在这种监牢一般场所的考试，屡有悲剧发生。有中暑死亡的，有自残的，有发疯的。

光绪年间的浙江乡试中，就有三名考生，难以承受考场的巨大压力而自杀身亡。

一个人在多大的痛苦和压力，才会用自杀方式得以解脱？而且是如此残酷的自杀方式。

毋庸置疑，科考的环境、科考的方式，科考的考题，都给考生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考试完毕之后，榜单公布之时，考生将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

当然，金榜题名者，自然是风光无限。甚至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他的家乡，有祝贺的，有说媒的，有求诗文的，有求对联的，总之，各类人等蜂拥而至，一时间门庭若市。

尤其是说媒拉线的，川流不息，地主家的，财主家的，佃农家的，都争先恐后要把女儿嫁过来。那些托人说媒的人家，恨不得拉上条幅搞个游行，条幅上书：嫁人就嫁状元郎！

寻常百姓如此，高官也不落后。宋神宗时期，有个名叫蔡贬的读书人中了榜首，王安石便让他立刻娶了自己的女儿。以至于到了后来，高官们就开始“预定”了，只要看好某人有可能中榜，就先把婚事定下来，等到该人一中榜，就立刻成婚。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就是这样被人定下来的。在当时，这种特殊的“预定婚姻”被称为“榜下捉婿”。

4. 与此同时，朝廷也以各种方式来祝贺中榜者。

在唐朝，皇帝会亲自召见进士，按照名次传唱他们的名字，这种传唱，称为“传胪”。

“传胪”从唐朝、宋朝，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开始场面还不大，到了清朝，简直就成了一个盛大典礼。举办地点一般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整齐排列，全体新科进士到场亮相，鼓乐鞭炮齐鸣，皇帝开始检阅。

现场最为风光者，当然是状元，或者是超级天才“连中三元”者。皇帝叫到他的名字，他就要向前走，站到太和殿丹殿下雕刻着飞龙的位置，这个位置平常是只有皇帝才能经过的。而此时此刻，状元就站在这里，他身披两条红绸带，帽子上插两朵薄铜叶制成的金花。这叫“十字坡红双插花”。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大的荣耀。

而在唐朝，“传胪”仪式之后，还有大型的庆贺宴会。到了宋朝，改了个名字，叫“恩荣宴”。皇帝会派皇亲国戚来赐酒，赐果品，赐衣物，让新科进士们尝尝御膳，品品御酒。参加宴会的，除了新科进士，一般还有礼部的尚书、侍郎，以及负责此次科举考试的官员。

新科进士们吃了喝了，还会被留名。唐朝是在宴会后，到雁塔留名。宋朝改立碑。清朝由工部拨款，让国子监给进士及第者留名。

这些是京城的热闹，与此同时，新科进士所在的家乡也自有一番热闹。当地衙门一边高竖彩旗，一边派人敲锣打鼓往进士家里送捷报。

朝廷为何要花费这么多心思和钱财来搞庆贺呢？

很简单，炒作。以此鼓舞天下士子、读书人前赴后继，不畏艰险地迷恋、追逐科考。

看上去很阳光，是吧？而在这阳光一面的背后，那些落榜者的黑暗处境，却很少有人提及。

落榜者即失败者，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放弃，再不涉足科考；要么从头再来，相信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继续考，继续考，一条道走到黑。

而不管是选哪一条路，都会在周遭人等的冷眼和鄙视中度过。

5. 我们最熟悉的科考落榜者，应该是《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了。这个倒霉的读书人，虽是小说虚构的形象，但确实也是无数科考落榜考生真实形象的综合。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本人，也曾经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之一。29岁时，吴敬梓参加乡试落榜，没考上举人，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吴敬梓祖上本留下些田产房产，到了吴敬梓30岁的时候，全都消耗光了。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不仅耗费的是人力、精力，还有一个家庭的财力。33岁时，吴敬梓开始卖文为生。

因为有切身的体验，所以吴敬梓在塑造范进这一人物的时候，描绘得活灵活现：“范进面黄肌瘦，花白胡子，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冻得抖抖索索，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怜样。同乡们都去庆祝考中的人了，没有人知道五十多岁，不名一文的老范进是如何踉踉跄跄，蹒跚地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的。”

而描写科举落榜考生形象，最传神、最刻骨、最辛辣的古代作家，还不是吴敬梓，而是蒲松龄。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一个故事中，对于参加科考的秀才，有一段极其经典的“七似”描写：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

点名时，官呵隶骂似囚。

坐在号舍答卷时，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走出考场时，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