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幸存者真实回忆录：南京大屠杀
大地在诉说(一)
这是一座以陵墓为胜迹的城市。自从两千四百多年前越王勾践在秦淮河边修筑越城起，这里战火连年，烽烟不绝。楚胜越，晋灭吴，隋亡陈，南唐、大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虎踞龙蟠的石头城诸侯争斗，帝业兴衰，六朝金粉，烟飞灰灭，只落得秦淮水寒、钟山荒丘！
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中山陵，还有吴王坟、南唐二陵、六朝王陵，一处处古迹留下了一块块石碑。每一块石碑都是一位先人，向后人诉说着它的荣耀和它的不幸。
悲歌和欢歌编织了历史。石头城的人们，世世代代述说着有关这座古城的故事，述说这座古城的血泪和仇恨！
我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寻访经历过浩劫的老人。我想用他们的苦难和血泪，编织一个巨大的花环，献给不幸的人们。
很抱歉，我打扰了老人们的平静和安宁，我触动了老人们深埋在心底里的不愿再提起的悲哀。提起它，他们恐惧，他们惊慌，他们痛苦，他们愤怒！四牌楼街道的涂宝诚指着一扇旧板壁对我说：“原来这上面有我父亲被害的血迹，现在血迹逐渐淡没了，可日本兵给我心灵留下的创伤，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长白街的老人熊华福诉说了他被侵华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苦难后，沉痛地说：“同志啊，世上什么苦都能吃，可千万不能当亡国奴！”
我在浓荫如伞的泡桐和高高的棕榈树下推开了老式楼房的小门，一位矮个子的白发老妇步履蹒跚地笑着迎出来了。我递过介绍信，她一看，脸色立即变白，泪水顺着密密的皱纹淌下来，她的手和腿都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丈夫和哥哥等四个亲人都被侵华日军杀害了，她守寡了五十年！
慈眉善目的宏量法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当我问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他抖动着白发白须，哭诉了僧侣们的苦难。他的代刀师傅梵根是长生寺的住持。日本兵来时，梵根正带着弟子们跪在大殿中合掌念佛。凶暴的日军把佛门弟子拉到殿下的丹墀上，一枪一个，一连杀了十七个！
江水滔滔。一位在集体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指点着五十年前受害的现场——长江边，声泪俱下：“那时江边全是尸体，长江水都是红的！”
血海、火海，铭刻在人们的心海！两眼红肿的夏淑琴大娘哭泣着向我诉说了她的悲哀：“我那年才八岁，日本兵一来，全家九个人被杀了七个，只剩下我和吃奶的妹妹，我天天哭，眼睛哭烂了，烂了五十年了，一直看不清！”
在浩劫中幸存的老人们捧出死难者的照片给我看，掀起衣襟露出一块块的伤疤给我看。他们还把埋藏在心头最隐秘的、羞于人言的深仇大恨讲给我听。啊！我的被欺凌和被污辱的同胞！
近百位老人神容悲怆地向我诉说了那一页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神经像触了电！我惊愕了：这绿色古城的昨天，曾是一片血泊火海！
南京，因为它染上了太多的血，因而它生长了更多的绿。我对这绿荫森森的城市忽然陌生了，都市的喧闹声变成了三十万鬼魂的呼号。拧开自来水龙头，我感到水中还有一丝丝难闻的血腥气。见到马路边从地下崛起来的一条条银灰色的梧桐树根，我疑心是死难者枯朽了的根根白骨。中山路上一盏盏金红色的街灯，可是遇害者淌血的眼睛？
今天人流如潮的鼓楼商业区，当年是尸山血塘！车水马龙的新街口矗立的高楼金陵饭店，五十年前是赶马车的崔金贵搭芦席棚躲避日本兵的地方。他对我说：日军进城的第二天，新街口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中国人的尸体。对面那幢粗大的黑色圆柱支撑的中国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司令部！苍松如涛的灵谷寺四周，当时尸横遍野，白骨散乱。三千多位遇害者丛葬一起，立了一块“无主孤魂碑”！
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外国传教士曾说：“知道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炼狱的人，就不难想像陷落时的南京。”
大地在诉说(二)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的四十几天时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三十万个中国人。三十万个生灵，是三十万条生命！三十万个人排起来，可以从杭州连到南京！三十万个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三十七层高的金陵饭店！三十万人的血，有一千二百吨！三十万个人用火车装载，需两千五百多节车厢！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是与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样的人类毁灭人类的大悲剧！它是兽性虐杀人性、野蛮扼杀文明的记录！那是人退化为兽的日子！
我从金色的天堂之门进入了黑色的地狱之门。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群又一群怪物。是人？是神？是兽？是魔？是妖？是鬼？我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狞笑、悲号、惨叫、乞求和祈祷。
这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幸！
13——黑色的数字
一四九五年，达·芬奇在一所修道院完成了一幅伟大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共进晚餐，紧靠在桌边的犹大形容猥琐，右手紧握着出卖老师而获得的一袋金币。因为犹大的出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十三”是个不吉祥的黑色数字。荷兰的街道上找不到十三号门牌，英国的电影院里没有十三排和十三号座位，美国人绝不在十三这一日出门。
就在这一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五个师团杀进了当年的中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十三日，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向拿破仑投降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港的日子。
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灾难的日子！
陷城(一)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中校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被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邱维达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被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邱维达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他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横梁的钢筋被竹子所取代。而且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已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吼叫着，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陷城(二)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陈颐鼎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指挥部队继续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零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龙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
【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从以中山门为中心的左右城墙爆破口突入南京城内，急追败敌，沿中山路向着明故宫方面的敌中心阵地猛进，转入激烈的街市战，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在南京城内东部响个不停。敌将火器集中于明故宫城内第一线主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击，正在顽强抵抗中。
《朝日新闻》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时主要以照片的形式发了号外。《读卖新闻》在同一天的“第二晚刊”上也用《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的标题作了报道。
【浮岛特派员十三日于南京城头发至急电】由于我左翼部队渡扬子江占领浦口，正面部队拿下了南京各城门，敌将唐生智以下约五万敌军完全落入我军包围之中。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防守南京西北一线的是白崇禧麾下的桂军，粤军在城东，直属蒋介石的八十八师在城南各地区继续作垂死挣扎，但我军转入城内总攻后，至上午十一时已控制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市区的各重要机关，只剩下城北一带尚未占领。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对事变以来的战局来说，重大的审判业已降临。
江水滔滔(一)
败兵像潮水般向江边败退。
营长欧阳午听说挹江门被堵塞了，就带着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从煤炭港方向来到下关，这时，是十三日的零点。
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他挤来挤去地找他的团长张绍勋，张团长没有找到，却遇到了二一五团的伍团长。伍光宗团长说：“这个时候哪里找得到人？你快带部队找船过江吧。”
哪里去找船呢？沿江马路挤满了退下来的散兵、败兵、火炮、车辆和逃难的男女老小，哭喊声、叫骂声连成一片！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像旋风般地飞过来，在江边扔下几颗刺人眼目的照明弹，吓得人抱着头到处乱跑乱叫！
虽是寒冬天气，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没有船，他们用门板、木盆、柜台、毛竹、电线杆，连肉案子和水缸都抬出来当做渡江器材，也有因为争夺渡江的木头而相互开火的。只要能找到漂浮的东西，都抱着往江里跳！敌人的舰艇已经突破乌龙山炮台，向着江面乱扫机枪！枪弹飞迸，江水滔滔，江上一片悲声！
传令班长王锦民带来了十多个士兵，一个个手拿驳壳枪，好不容易从粤军第六十六军控制的船中搞来了四条。船少人多，还没有等到靠岸，都像饿狼扑食似地跳上去了，有的船当场翻沉，重机连和炮排都没有上船。天亮到达江北，欧阳午一点人数，全营只有一百多人渡过了长江。
与陈颐鼎将军相比，营长欧阳午还是走运的。陈颐鼎带着残部天蒙蒙亮赶到下关车站时，碰到师部的一位副官。这时他才消除了擅离阵地的恐惧心情，因为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头天就撤退到了江北。他又气又急，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的南京保卫战，不但上级的面一次也没有见到，连撤退命令都不传下来。要紧的是眼下，怎么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他和二六旅旅长刘启雄研究，胖乎乎、黑乎乎的刘旅长说：“走上新河，向芜湖方向突围！”
陈颐鼎说：“不行，日军是大包围，先夺芜湖，再打首都，还是沿江边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
性情暴躁的刘启雄不同意，他说：“发饷！每人十万中国银行的票子，先到难民区去躲一躲再说！”
他带了一些人进城了。近百人跟着陈颐鼎往下游走，越走人越多，不是八十七师的官兵也跟上来了。大家一看领子上一条红杠加一颗金色三角星的将军在前面走，都抱着生的希望紧随这位穿甲种呢军服大衣的人。陈颐鼎是下关码头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中最高军阶的指挥官。他一边走，一边喊：“跟上！跟上！”
午饭后走到燕子矶，他坐在山坡上休息。认识和不认识的士兵围着他喊：“旅长，我们听你指挥！”“旅长，我们跟你行动！”
陈颐鼎布置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好哨，叮嘱说：“日军往南京去，不要睬他，只监视，不鸣枪，天黑我们往茅山方向去。”放好哨，就集合起这支二三千人的杂牌军讲话，讲完目前险恶的处境，他要大家临危不惧，还讲了突围方向。接着是编组，军官、军士、战士各站一边。正编着组，山上的哨兵鸣枪了。一听枪响，几千人哄的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江边没有船。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我不能当俘虏！”他挣扎着。正在这危急关头，孔副官和特务排的张排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敌机炸毁的船板，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推着陈颐鼎抱住木板，穿着黄呢子服的将官泡在江水中喊着：
“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有的人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江水滔滔(2)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淹死的和被日军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做风帆站在上面。卫士向他高喊：“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
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
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
“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他手脚都麻木了。江上的西北风吹得他浑身瑟瑟发抖。
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
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他的几个士兵。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三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流下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淞、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它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涌去。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江水滔滔(3)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戳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道：“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士兵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做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士兵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
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
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米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
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人当即沉没了，有的人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
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人谈起了这场败仗：
“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
“坦率地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
“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
“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
“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
“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军刀出鞘
十三日一早，已经躲入安全区的汽车司机徐吉庆，听到外面轰隆隆的响声，便出门探出头来。一看，不得了！马路上坦克车一辆接着一辆，骑着大洋马的日本兵手里举着血淋淋的长刀，端着枪的鬼子正在砸门，门上用粉笔写着：“××部队”“×××部队”。
正当他惊恐地看着这一切的时候，叭叭两枪，华侨招待所门口的两个中国人倒下了，徐吉庆连忙缩回脑袋。
刘修荣不敢出来，他听到外面打枪，就用被子蒙着头蜷曲在床上，他才十六岁，他怕。
门被砸开了。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端着雪亮的刺刀就往被窝里戳。刘修荣肚子上被刺了两刀，疼得哇哇地叫。哥哥听到弟弟的哭叫声，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弟弟，三四把刺刀刺过来，还打了一枪，哥哥死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四十五岁的韩老六吓坏了。房东张老板的两个儿子都被砍掉了头，刚刚结婚的二十岁的儿子小斌被刺得哇哇直叫。韩老六发疯似的冲过去想救儿子，几个凶恶的日军在小斌的肚子上捅了三刀，又把韩老六扔进了水井，还砸下去两块大石头！
十二月十三日，是日军进入南京扫荡战的第一天。城东和城北还响着零零落落的枪声，溃退的国民党守军有的还在抵抗。市区的马路上，败兵们丢下了许多军服、枪支、背包、刺刀和火炮。太阳旗已在南京的城墙上飘扬，胜利了的皇军正在发扬它的武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上午十一点，一队日军冲入了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瘦高个子的美籍教授费吴生和另外两个金发碧眼的外籍委员赶忙迎上去好言安慰，还小小地招待了一番。一出门，他们就变了脸。一伙中国难民一见日军就慌忙地奔跑。枪弹齐发，二十个无辜的中国人倒下了。五十岁的社会学博士贝德士惊愕地责问杀人者，日军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跑。”
其实，跑与不跑都是一样结果。躲在永清寺石榴园中的一群难民，一动不动地被杀死了四十六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五百多名中国官兵押到司法院后，被机枪扫射和烈火烧死。被绳子捆绑着的难民要跑也跑不掉，等着他们的是被杀戮的命运。十二月十三日那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参刘柔远在去难民区躲避的路上，见到了一千多人被日军看押着，臂膀与臂膀都用绳索缚在一起，有西装笔挺的，有长衫拖地的，有光头赤脚的，有穿衣戴帽的，也有的是十三四岁的童子。
突然，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了，子弹打着人的身体，立刻着起火来，遇难者在地上翻滚呼号。
还有更残暴的事情。长江边的棉花堤旁，日军的一个伍长和一匹军马在激战中被中国军队打死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鬼子从地洞里拉出十三个老百姓跪在墓前，用东洋刀一刀一个地砍下十三颗血淋淋的头颅，并摆在木板制作的墓碑前面。头颅旁搁着两束黄色的野菊花。这是我去棉花堤采访时，目击者钟诗来提供的。
从这天起，南京没有了光明。下关电厂的工人们都躲起来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助理福田和马浏虽然在使馆的屋顶上升起了一轮旭日旗，但晚上只好在蜡烛光下欢庆他们的胜利。冈崎胜男大使和福井总领事打开了罐头和酒瓶盖，向原田熊吉、长勇、佐佐木到一等人举杯庆贺。
“今天，我的支队打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加上装甲车歼灭的以及各部队抓到的俘虏，共消灭了两万多敌军！”旅团长佐佐木说。
一阵哈哈的大笑声。
烛光像鬼火般的摇曳着。
这一天晚上，日本列岛也喝醉了酒。帝国陆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引起大和民族的狂欢，全国举行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人涌向皇宫，高呼“万岁”。日本的夜空升起了一万个“太阳”。侵占是人心理上的一种欲望。
南京在“太阳”下哭泣。
炮火中的光华门
趁着炸弹和炮弹升腾起来的浓烟尘土，日军的步兵手端上了刺刀的步枪，腰间挂着生红薯和手榴弹，一窝蜂地朝城墙的突破口冲来。
这里是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一个团和教导总队的工兵营以及保安警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的阵地。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躲在紫金山下富贵山的地下室里。听到光华门城墙塌了，一面强令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坚守城门，一面要副师长兼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火速从中山门外赶去增援。王敬久在电话中说：“恢复不了原阵地拿头来见！”
城墙上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般地打下去，敌军倒下了一片又一片。冲上城墙的敌人和守军激烈地进行白刃格斗，吼叫声和哀叫声惊心动魄。胁坂部队刚刚举起的太阳旗被守军踢下了城墙。
日军溃退了。但他们仍然占领着光华门外的中和桥及老冰厂两处高地。反击的守军发动了多次冲锋都攻不下来。烟火弥漫，死伤遍野。旅长易安华和团长谢家日旬都倒下了！
夜幕降临，日军的赶死队冒着城墙上密集的机枪火力冲过护城河。一个军曹率领一百多个敢死队员冲向城门洞的时候，一个穿土黄制服的人在门洞前的战壕中突然站起来，迎着冲过来的日军激动地挥手。冲上去的敢死队员一刺刀扎进了他的胸膛。刺死后一看袖章，才发现自己人杀了自己人，他是《福冈日日新闻》的战地记者比山国雄。
日军冲进了城门洞，胖乎乎的桂永清惊慌地带着一个排的警卫赶到光华门内的午朝门督战。团长谢承瑞向桂永清建议：“敌人太多，城门又坚固，不如先倒下汽油烧一下，天亮我带敢死队冲杀出去！”
桂永清想了一下，才点了几下头：“可以。”
半夜，开了口子的几十个汽油桶从城门上滚落下去，摔了一个手榴弹，城门洞立即成了一片火海！躲在城门洞里的敌人被烧得哇哇乱叫。护城河边的日军朝着光华门城楼猛烈扫射，守军、警察和宪兵居高临下，并肩战斗，轻重火器交织成密集的火力网，阻止敌人的坦克、骑兵和步兵冲过护城河。
迎着天边白蒙蒙的曙光，团长谢承瑞带病率领了一个排的敢死队员，一个人抱一挺轻机枪进行反突击。城门哗一声打开，二三十挺机枪突然朝着蜷缩在黑暗的城门洞里的日军横扫，枪弹碰上了烧剩的汽油，又呼呼地燃烧起来。日军死的死、伤的伤，有四五个敌人一看无路可走了，“啊！”“啊！”地大叫几声，手上的刺刀扎进自己的肚子。反击结束时，守军从尸体里发现了一名被烧伤的日军，便立即用担架抬他到富贵山的指挥所，找来医官给他裹伤治疗，又派日语翻译同他谈话。可这个日军士兵闭口不说。直到守军撤退，他仍然盖着一条灰色的军毯安然地躺在担架上。
敌军的冲击和守军的反击还在激烈地进行。弹雨中，城墙上的两个缺口已用土袋堵上了。城外的制高点仍被日军控制着。担任反击的二六一旅的官兵伤亡越来越多。电话急促地响了，二六○旅的刘启雄旅长告诉陈颐鼎：“城里很乱，有的部队向下关撤退了。”还没有讲完话，电话线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陈颐鼎在护城河边的指挥所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可屡战屡败。左侧的友邻部队有十二门普福斯山炮放在阵地上不用，他几次请求给予火力支援，可都借口推辞了。他们怕，怕敌人的炮火打到自己的阵地上。五二一团的三营长白成奎气得两眼冒火，他冲到陈旅长面前：“我有弱妻老母，为了尽忠，顾不得家了！我阵亡后，请长官多加关照！”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他贵州家乡的通信地址的纸条交给陈旅长，就带着士兵冲上了阵地。他再也没有回来。
光华门外的公路上，像蝗虫般的敌人一批一批地赶来增援。突然间，已被击毁了的一辆国民党军的战车中，前后两端的机关枪同时响了起来，毫无防备的日军步兵被打得落花流水。鬼子立即散开。战车中的两个勇士一直与大队日军战斗到天黑才撤退。可惜，一位勇士被敌人的迫击炮弹打中了！
安全区写真
当东洋人举着太阳旗从四面八方向南京城杀来的时候，南京钟鼓楼下的一群西洋人举起了一面黑圈红十字的旗帜。
德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丹麦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聚集在幽雅的金陵大学校董会的客厅里。他们用国际通用的语言，商议着为国际人士所关注的关于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的问题。
上海失陷，南京已成危城。日机一次次地来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外炮声隆隆。金陵大学已经西迁成都，三十五岁的校董会董事长杭立武是中国人。面对国土沦丧，他心情沉重。前几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在战乱中无家可归的人。杭立武早年留学英国和美国，又是基督的信徒，他与不少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熟悉。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相聚一堂，讲述了上海饶神父的事迹，提议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教授、医生、牧师、洋行代表纷纷赞同，他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全球性的名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四百五十名警察维持秩序。宁海路五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了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倘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浓眉大眼、英俊潇洒的杭立武担任了总干事。黄头发、高鼻梁的美国人费吴生博士是副总干事，他的名字明白地告诉大家他是在中国的苏州出生的，他会讲一口吴侬软语，他的美国名字叫乔治·费区。
由十五名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十七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英国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H·J·廷珀利在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后，满怀激情地写道：
“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别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为了人道(一)
大胖子拉贝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队，去迎候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