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卡带录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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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女数学老师的嗓音，邓丽君的歌迢迢抵达我的小镇，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读小学，每周只一节音乐课。漂亮的女老师寻常时日端着一副板结的面孔，可是在音乐课上那面孔春风化雨，土膏微润；擦得干净明亮的黑板上，她粉笔迤逦，写上一首歌的名字。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小城故事》的旋律，像掺进了花香的春风，把我们拂着拂着，拂得身子在歌曲里摇摇摆摆，都失去了重量。

我们喜欢《小城故事》，觉得歌儿唱的似乎就是我们小镇。这里有爸爸妈妈搭着机帆船去卖米，有奶奶讲《白蛇传》的传说，有一窝的小孩子在河堤边石桥下捉迷藏……我们唱着《小城故事》，渴望有陌生人来到我们的小镇。我们渴望被认识。

上初中后，我们家有了一台卡带录音机。黑色的外壳，方正魁伟。中间部分是主机，可插双卡。两头分别是两个音箱，外面罩一层神秘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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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台卡带录音机里，我听到了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悠扬甜美的声音，把我溶溶包裹——我感觉自己像一朵白兰花，从朝雾里生长出一瓣瓣细嫩修长的花蕊来。

黑色的磁带，在卡带录音机里簌簌簌簌地走着，两个圆形带齿的轮子，一前一后，呼应着转动。邓丽君的歌声就在这样的转动里，像磨盘里的甜浆，徐徐泼洒出来。

这是卡带录音机。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是一个少女豆蔻年华的开始。这是用歌声搭建起来的一个时代。

那时，我们家磁带不多。母亲喜欢听戏，地方戏庐剧《牛郎织女》《休丁香》《七世夫妻》之类的磁带，整齐摆放在录音机上面。母亲喜欢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戏，我便也跟着她听戏；听庐剧《逼儿休妻》时，也跟着垂泪。后来知道《逼儿休妻》的故事，其实就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庐剧里，连主人公的名字都没改。但是，唱词和对白全变味，用的都是本地方言，“吃饭”唱成“切饭”，“讲话”唱成“港话”，好像焦仲卿和刘兰芝就是我们村的一对小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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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流行歌曲了，港台的歌曲，庄严统一在书桌边。

远房堂哥家有一盘韩宝仪的磁带，我借回家来放，《粉红色的回忆》《无奈的思绪》《美酒加咖啡》《舞女泪》……一遍又一遍听，听过A面，听B面。后来，披着长头发的韩宝仪我喜欢了一整个少女年代。

记得许多个午后，我和堂姐趴在卡带录音机边抄《粉红色的回忆》歌词。那时，我们都有一本专门抄歌词的笔记本，塑胶封面的，一首首歌词，分行而下，像诗。“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门外也是夏天，许家塘对面的广阔稻田，一心一意地碧绿着，我懵懂不知夏天还有什么秘密可压心底，难道是稻田之外，有红荷在偷着盛开？

借来的磁带终究是要还的。那时，大家都喜欢相互借磁带，常借常还，像走亲戚一样频繁。抄好了歌词，然后，握着笔记本，跟着录音机学唱。一首歌学唱完了，想要再学一遍，就按快退键，往前倒带子，一截一截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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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磁带在两个齿轮的带动下，呼呼地跑，一个踉跄，倒猛了，就会退到上一首歌里，又得按快进键，慢慢地寻找。

韩宝仪的《往事只能回味》，我最喜欢在晚上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韩宝仪。夜深之时，四隅寂静，我在台灯下，做着舅舅从江苏寄来的习题集。卡带录音机就放在我书桌边，音量调得小小的，用音乐驱逐瞌睡，父母也不责备。“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听着听着，觉得自己也像是有了往事的人。跟随着音乐的河流飘荡，飘荡到某个怅惘的未来时刻，回眸往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遥遥在身后了。

《往事只能回味》的原唱是尤雅，作曲是刘家昌。我还喜欢刘家昌创作的《月满西楼》，琼瑶作词的。刘家昌的《月满西楼》和《往事只能回味》一样，适合在黄昏听，在夜晚听。卡带录音机里，磁带走动，簌簌簌簌，像是黄昏时小羊在江堤上吃草，驮一背夕阳；又像是晚风里，落叶在屋瓦顶上，寂然的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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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懂得攒钱买磁带。给妈妈跑腿，去江堤脚下的代销店买油盐酱醋，暗里会有截留款，挑明了就是跑腿费。跟妈妈谈判，许诺期末考试拿到班级前五名，就给我经济奖赏。除此之外，就是压岁钱了。私设的小金库，艰难支撑，全都敞开给了磁带和课外书。

星期天，骑着父亲的前面横有大杠的笨重自行车，和堂姐一道去隔壁的那个小镇，去买磁带。我们那个小镇也有卖磁带的，但货品不及人家丰富。那时，我和堂姐骑着自行车，在江堤上，顶着烈日，迎着江风，十几里的路。江堤脚下的柳树林一片蓊郁，远处的货船三三两两向着远方而去，或者从水汽迷蒙的远方而来。江水浩荡的风景，那时入不了我心，我只飞蛾扑火般地痴恋那音乐搭建的繁华世界。

那时，堂姐最喜欢台湾偶像组合“小虎队”。“小虎队”里的三只虎，她最喜欢“霹雳虎”吴奇隆和“乖乖虎”苏有朋。她的书本封面、笔记本封面，还有文具盒的盖子内外，都贴满了吴奇隆和苏有朋的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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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电视机上，经常能看到“小虎队”在且舞且唱：“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那是1991年，苏有朋十八岁。“小虎队”三人都穿着有着三粒纽扣的西服上衣，或者穿着V字领的白色线衫，在电视里动作协调一致地唱着《爱》。有时，画面闪开去，三个大男孩穿着白色衬衣，站在大海边，双手在嘴边握成喇叭状，做出向天空大声呼唤的样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似乎全世界都在唱歌。

1991年冬天，学校举办元旦演唱会，在四合院的梧桐树下。梧桐的叶子早已落尽，地上的积雪还没融化。几张课桌排成一个评委席，几个年轻的男老师坐在那里打分。桌子上一台卡带录音机，录音机上拖出一根电线来，是连接话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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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伴奏乐，一个拖着长马尾的女生握着话筒，站在雪地中间，唱：“向天空大声地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周围密密围了一圈学生，像是随时准备着和声。地上的雪被踩成了泥黄色，化成了浑浊的泥水，露出半腐的梧桐叶……堂姐跟在后面小声哼唱。我却无端觉得羞涩，甚至替那唱歌的女孩感到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