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天津的“行在”（1924—1930）

一、罗振玉的努力

1.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我在大和旅馆先住了一天，第二天，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也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十二三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七楼七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相当于师）统制张彪建做游艺场用的房子。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这位在清朝丢了脸的“名将”，在我以每月租金二百元代价租用他的别墅之后，每天清晨都带来一把扫帚，自动在张园里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才丢下那把扫帚。

2.

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又搬到陆宗舆的“静园”住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了天津。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也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并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也离开了我，到威海卫去当他的专员，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之后，他就到英国接受爵士的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的顾问。

3.

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着钩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以复原还宫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的援助上，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日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

4.

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向每个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但是，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成他的对手了。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说一说把我弄到天津来的罗振玉。

5.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

6.

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的支援时，他跟他们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接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在日本住到一九一九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用假古董骗一种日本人，一边又和另一种日本人拉拉扯扯，继续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7.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罗振玉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也居然受之无愧。罗振玉早年是有远见的，放长债滚大利的办法是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