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兴大国和新力量
迪斯雷利：改革与帝国
1.
旧秩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这里找到了自身的捍卫者，在三十多年中他是保守党的领袖，尽管他最早是个激进分子，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曾为《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过出过力。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家庭的后裔，这家人从西班牙逃到威尼斯，1748移居英国。他似乎最不可能成为领导一个土地贵族政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物比这个希伯来人更不像英国人，因为英国人看重血统，而他几乎没有一样来源于英国的土壤：异国的容貌，奇异的穿着，一头卷发，浪漫的想象力和东方人的气质。
2.
作为保守党人的领袖和自由党人（这个词在其现代意义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68年）的对立面，他必定对改革持否定态度，而把增强君主制和帝国作为奋斗的事业。这两者都对他的东方人性格有吸引力。然而，1870年后王权的实际权力在不断下降，而其符号价值增加。迪斯雷利心智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他一生中的一个讽刺就是帮助通过《改革法案》而削弱了王权的政治影响力。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想象力和行为，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几乎被神化，帝国主义变得嚣张起来。
3.
1868年，迪斯雷利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之间长期的政治角逐拉开了序幕。德比勋爵辞去首相一职，迪斯雷利继任，同时，罗素勋爵退休，把自由党领导人的位置让给了格莱斯顿。没有比这两人之间的对立更引人注目，他们将长期主导英国政局。两人都有巨大的勇气，也能做出最大胆的政治行动，但是，如果说迪斯雷利是一个最狡猾的精算师，那么格莱斯顿一旦根据目标下定决心，就会像公牛一样疯狂地奔向它。两人之间的差别可以从长相中看得出来：格莱斯顿大头，方下巴；迪斯雷利长脸，瘦削，鹰钩鼻。迪斯雷利为帝国成就了许多辉煌，但人们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冒险家的气质。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也是合理的，但就格莱斯顿而言，虽然他身上存在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却能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品格的统一。
4.
约翰·莫利（JohnMorley）这样写到，他“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股道德力量”。在他一生中，他更像是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看待事物，而不是透过政治眼镜。这样一个在财政和演讲领域有着完美能力的人，在长期的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担任首相的时间总计超过任何人，使那个时代在历史中熠熠生辉。
当迪斯雷利1868年2月就任首相时，自由党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来缓和爱尔兰的动乱了。爱尔兰问题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系列暴行又将它再次带到了舞台中央。一个秘密社团已经形成，成员被称为芬尼亚（Fenians），主要从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中招募，他们在美国内战期间曾在军队服役，在军队被解散后又回到爱尔兰，利用他们的军事经验为英国当局制造麻烦。
5.
爱尔兰人对英国的诸多不满之一，就是爱尔兰人必须向英国教会缴纳什一税。在迪斯雷利短暂的内阁期间，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份在爱尔兰废除英国国教制的法案，虽然没有其他忠实的国教会成员支持他。然而，他认为把在英格兰合理正确的东西放到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爱尔兰并不合理。迪斯雷利解散了议会，因为根据最近的《改革法案》的条款，他无论如何也必须这样做，结果在大选中自由党人赢得了明显多数，格莱斯顿任首相。他在1868年12月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并成功在1869年会期在爱尔兰完全废除了国教制，并没收了那里英国国教会超过半数的基金。他的这一举动几乎没有遇到反对，甚至在包括数位主教的上议院，全国，包括根据《1867年改革法案》新增的选民，对这个选举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公决，结果证明扩大民主之后的第一次行动是一个正义行动。一代人以前，这样的法案注定会被否决。现在年近花甲的格莱斯顿能力正盛，虽然在他传奇的政治生涯中，他还将以八十四岁高龄再次成为首相。
6.
虽说英格兰一般民众和教会的既得利益者支持格莱斯顿消除爱尔兰的宗教不满，但这两个岛上的土地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允许他对土地问题施展拳脚。爱尔兰地主自然不希望被打搅，而英国不理解为什么只隔着一个海峡，地主和佃农间的关系就迥然有别，他们担心如果政府消除了爱尔兰农民正当的不满，自己可能失去一些权利和特权。格莱斯顿可以通过立法略微改善一下情况，但根本上的不义还将持续到下一代人。《1870年土地法》要求，如果农民自付成本提高收成，以及不是由于不支付租金而土地被驱逐，地主需支付佃农一定的补偿金。然而，由于地主们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即使往前的这一小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实效。
7.
除了在爱尔兰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首届格莱斯顿政府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值得称赞的改革。首先是由 W.E.福斯特提出的著名的《教育法》。在英格兰，国教会始终坚持着对教育的控制，但整个教育系统，部分属于教会，部分属于国家，杂乱无章。全国只有大约一半的儿童接受了教育，极不充分。《1867年改革法案》广泛地扩大了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选举权，但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那就是，拒绝给予一个人学习读写的机会，却授予他选择帝国统治者的权力！此外，新的自由党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两个阶级以及那些一直反对教会严格控制中小学和大学的不从国教者。这不仅是一个征税和教育理论问题，而且掺杂着所有由来已久的既得利益和宗教冲突的怨仇。
8.
1870年通过的《福斯特法案》旨在取悦于双方，如同大多数两面讨好的法案，结果让双方都不满意，但它是英国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和里程碑。对教会的拨款增加了一倍，因此它被明显地确保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永久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个体系中的空白部分，例如地理和其他科目，则由一个非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补充，它们由地方税收拨款并由民选的地方董事会管理。直到1880年，每个英国儿童才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十年后义务教育才完全免费，但19世纪早期不体面的状况至少正在改善，从1870年到1890年，小学入学率超过了三倍。
9.
虽然英国在科学教育上远远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然而在1850年到1882年之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18世纪的冷漠。通过1871年格莱斯顿政府颁布的新《大学学位考试条例》，学术职位对所有学者开放，不管他们信仰何种宗教。十几年后，在议会而不是教会的指导下，英国大学都建成了现代形式的大学，但英国已经付出代价，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它迟迟未能满足教育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