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二节 姜瓖等人领导的山西反清运动
1.
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姜瓖，陕西延川县人，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
2.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询，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
3.
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4.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5.
晋西北，“明废弁万练乘变袭踞偏关，瓖即以练为伪偏关道。宁武、岢岚、保德相继失守。刘迁者，亦明废弁也，纠亡命，受伪左大将军职，略雁门关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关于刘迁的情况，顺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祝世昌塘报中说：“本院口虑雁门系大同孔道，预遣抚标右营游击高国盛同蒙古艾大人驻防代州。突有明季副将刘迁诈称起用伪总兵，伪牌伪言，日每招聚乌口（合），……。初十日，逆贼刘迁果率领马步贼约有万余将代州围困十一日，竟入关厢。”高、艾见“贼众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爷驾前清兵”。
6.
晋中，《定襄县志》记载：“五台、忻州、盂县皆授姜瓖伪劄，转相煽惑，丑类尚累数万，旗帜队伍蚁聚蜂屯。宁武已附姜瓖。兵备道蔺与太原参将李好贤住劄忻州、定襄，每侦贼警则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总兵李刚奉旨剿擒高鼎，鼎负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后听抚，贼众渐散，鼎复据曹家寨，……倏招倏叛。”《静乐县志》也说：“时三晋草寇转相煽惑，驱逐长令，卖降恐后。……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乐平、太原、崞县、盂县而已。”
晋东南，“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
7.
晋西南蒲州到黄河西岸属陕西的韩城一带有虞胤、韩昭宣、李企晟等闻风响应，他们“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清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向朝廷奏报：“伪六省军门虞胤、伪总督韩昭宣、伪总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伪立永历年号，诈称二十八万。”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见下节）。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紧靠畿辅，形势的风云突变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心威胁极大。不过，山西距离永历朝廷控制的地区相当远，其间又被清统治区隔断，双方的联络自然比较困难。
8.
许多南明史籍都不讲以姜瓖为代表的晋、陕等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或者只是在讲时代背景时一带而过，他们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拥明势力的历史。然而纵观全局，清初的复明运动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领导的反清绝不是一般的兵变或叛乱，而是北方复明势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规模较量。
姜瓖起事后立即“易冠服”，各地闻风响应的军民都以割辫为标志，军队“以明旗号”相号召，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这些都说明姜瓖等人领导的晋、陕反清运动是以恢复明朝为宗旨的。他们同永历朝廷也有联络，沈佳《存信编》卷二记载，“清大同总兵姜瓖以大同来归”。
9.
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八月，永历朝廷“遣太监马鸣图赍敕联络山西总兵姜瓖。鸣图漆身吞炭而行”，携带“以黄绢五寸方用御宝为敕书，外用黄蜡封固为药丸”。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缉获“叛党”吕肖渠的罪状就是“先投山西姜逆营内抢掳，带有永历伪劄前往河南”散发。这些零星材料（当时在山西各地张贴和颁发的用明永历纪年的文告和劄符数量必定极为庞大，失败后荡灭无存罢了）证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变，而是以拥护南明永历朝廷为宗旨遍及全国的复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史稿》说，“其无所附丽而以叛闻者为姜瓖”，完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