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想革命
赫然在目的“人民”问题
1.
本章所涉及的1830—1837年，是帝国漫长历史中最关键和最有英国特色的一段时期。别的地方都在闹革命，而英国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并且通过议会行动，使权力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而且维多利亚的登基彻底改变了王室的道德氛围，为王权赢得了英国国内外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成为统一的神秘的象征。政治权力大体上转移给中产阶级；女王及王权在国民的心目中获得地位——这两件事对于英国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具有深远的影响。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四世继位，他是一个古怪的人，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精神失常。
2.
无论如何，君主的易位对于恢复王室的受欢迎地位无甚改观，尽管威廉公开采取了一种极端民主的方式，但这趋于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民对他的尊敬。1830年“人民”问题到处赫然在目。那一年在法国，一场群众革命废黜了国王查理十世，拥立一位远房亲属路易·菲利普为王，以一个新的和意义重大的称谓“法国人的国王”（King of the French）取代了“法兰西的国王”（King of France）。这个运动的主体是中产阶级，他们反对查理十世主要是因为他无视他们，仅仅代表自己和贵族行使他的专制权力。在这方面查理十世的倒台对英国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的中产阶级也要求权力从地产大亨们转移到他们手中来。
3.
然而，大陆的实际情况与英国截然不同。梅特涅和其他统治者的镇压体系，压制了从滑铁卢到推翻查理十世期间的言论自由。缺乏自由的机制与和平商讨的习惯，人民诉诸暴力革命，德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紧随法国，陷入社会动荡之中。然而，一时的成效不会是永久的。十八年后，1848年的大革命风暴几乎吞噬每一个政府，除了专制的俄国和自由的大不列颠。对比大陆邻国，这是典型的英国方式：他们1830—1832年的革命是相对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和影响持久的，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话。英国互相迁就（give and take）的悠久历史，以及在最后，往往是最紧要关头的妥协，可能表明会出现这种情形，但是在1830年，许多人绝不确信它一定会出现。
4.
在伯明翰，托马斯·阿特伍德组建了他的政治联盟，有成千上万的成员，呼吁议会改革。在伦敦南边的一些郡，发生了贫困农民的骚乱，他们焚烧了大量的干草堆，毁坏农业机械。这个事件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它使农场主和大地主们惊恐不安，最后被政府无情、严厉地镇压下去了。在伦敦市内，有激进分子的大型集会，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发表一些威胁性的演讲，但引起的惊恐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最后决定最好不让新国王乘着马车经过街道去参加议会开幕式。在工业化的北方，有许多罢工，大谈推翻现存秩序和举行一场向伦敦的进军，但没有实现。
5.
无论哪里都没有任何真正的革命口号、领袖和政党。分散的、不协调的牢骚和威胁，甚至纵火行为，是人们或多或少同时的表达，他们因经济状况、低工资、教士的什一税负担和不满意的《济贫法》而陷入绝望。即使在最暴力的农场工人中，虽然采用了许多威胁手段，还是有不少同牧师和地主商讨局势、和平地达成解决办法的事例，苏塞克斯的盖奇勋爵就是其中一个。在阅读一些讲述穷人的不满的文章时，读者对于其真实性和明确而温和的陈述方式同样印象深刻。然而，那些富裕家庭处于恐慌之中，这一事实与暴力活动的实际数量形成对比，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在这个国家法律和秩序意识是多么根深蒂固。
爱尔兰的怒火
6.
爱尔兰也不平静。在那里，种族、经济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大地主是新教徒，而且许多是不在当地的英国人。爱尔兰的土地制度总是比英国更糟糕，爱尔兰地主拒绝实施在英国地产上惯常做出的任何改进，甚至在穷困的佃农自己做出一些改进时收取更高的租金。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一样，人口迅速增长，到1830年可能达到七百五十万，在没有工业的情况下，对于高额地租的农业而言过于庞大；本指望在1800年爱英同盟成立之后就可以发展工业的。
7.
爱尔兰人反感这个本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的同盟，有其正当的理由。天主教的解放，曾被认为会随着同盟的建立而发生，却遭到拒绝。如果说都柏林的爱尔兰议会是不称职的，那么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被证明更是如此，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解令人绝望的经济形势，甚至在1822年严重的饥荒之前，农民就已经陷入几乎难以置信的贫困状态，这也是大多数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的原因。对于这些，镇压是采用的唯一政策。议会的表现很像一个正在治疗危重病人的医生，拒绝考虑疾病，而只是当他神志昏迷时敲击他的头部。即使爱尔兰改革者，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宗教问题上。
8.
格拉顿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伦敦当一名议员将无所作为，于1820年离世。爱尔兰新领导人丹尼尔·奥康奈尔是一个不同类型的人。在爱尔兰，没有中产阶级在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的受压迫农民与新教徒地主之间居间缓冲，新教徒地主以驱逐为威胁控制着他们的投票，这是一种几乎无所不能的威胁，正如当时英国的济贫法一样恶劣，因为爱尔兰农民如果丢掉了自己的一点土地，便没有一丁点儿防赤贫和饥饿的保障。在饥荒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允许爱尔兰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天主教徒解禁法案》本可以在下议院通过数次，但总是在上议院受阻。
9.
在爱尔兰，奥康奈尔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天主教协会，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他对爱尔兰饥民提供的药方是混合着激进主义、经济、宗教的大杂烩，并于1828年在克莱尔郡为自己赢得议会选举，击败了在全国最有声望的地主之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奥康奈尔已经成为爱尔兰人公认的领袖，他赢得了席位，却因天主教徒身份而不被允许就职。爱尔兰爆发了愤怒的火焰，这个问题蓄积已久，现在威胁到爆发内战。
10.
威灵顿公爵作为首相，像最近几任首脑一样，一直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禁法案》，现在认识到，这样一部法案必须通过以避免革命或内战。1829年该法案不顾乔治四世、牛津大学和几乎所有怒不可遏的托利党分子的意愿在议会过关。尽管该法案获得通过，英国人几乎没有显示出宽宏大量来贯彻它，就如他们对待成功叛乱的北美殖民地那样。然而，一系列重要的后果随之产生：被要求重新当选的奥康奈尔，能够在议会中把一帮爱尔兰议员聚集在自己周围，他们将来会经常在英国政党之间维持权力的平衡；而威灵顿的托利党政府不得不辞职。
代表性的危机
11.
威灵顿公爵失去了几乎党内所有派系的支持，为辉格党复位提供了机会，这是最幸运的一起事件，孕育着对联合王国和帝国的巨大影响。托利党已经在《天主教徒解禁法案》上触礁。爱尔兰问题不再仅在爱尔兰本土产生反响，还导致英国一个具有长期历史的大党分崩离析，奥康奈尔通过显示人民的群体行动可以有多大效力，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法案》做好了准备。这些是爱尔兰人对英国改革的贡献，其中1831年的严重萧条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