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家有什么用
不实用就淘汰
《非十二子》及《儒效》这两篇，都是这种和各家平起平坐激烈论争下的思想产物。《非十二子》要区分儒家和其他家派的差异，先要清理儒家内部的混乱战场，凸显荀子继承的子弓一派的正统性，尤其是和子思、孟子那一派划清界线。然后再以《儒效》的内容来表白：面对现实的混乱、痛苦，儒家的主张不只是最正确的，而且是最有效的。
《孟子》中有七篇的篇名如《梁惠王》《离娄》《尽心》等，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把篇中的第一句话摘出来当作辨识的代表罢了，和《论语》的《学而》《为政》《雍也》《先进》等篇名，或《诗经》的《关雎[jū]》《柏舟》《芣莒[fú jǔ]》《将仲子》等篇名，没有两样。那显然是传统的旧习惯，纯粹只是编辑上的方便。但到了《荀子》就不同了。《荀子》和后来的《韩非子》，都已经是严格的私家著述，由一个人一字一句把书写成，也就反映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因而篇名有了提纲契领，标示文章用意的功能。
《儒效》的篇名就指向回应一个关键问题：儒家有什么用？这是在战国环境下，儒家特别需要着墨回答的大问题。其他后起诸子各家，都是因应现实变化刺激而起的，所以其学说前提，基本上都已经给了“有什么用”、“有什么现实作用”的答案。儒家却是继承、延续王官学传统的，难免给人一种老式、保守、与现实脱节的印象，如果不能说服时人，儒家观念不只是继承传统，而有能够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功能，儒家很容易就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抛弃了。
孟子的巨大贡献之一，就在于靠着滔滔雄辩，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说成各国国君面对战国乱世最有效的治国原则。以仁义治国，人民都会坚决拥护国君，不会背离，别国的人民也都会自动投效依附，这样不只能够强国，还能统一天下。如果光是诉说仁义是对的，孟子根本不可能在那个时代获得大名声，也不会有机会见到那么多君王。在“仁义是对的”之外，孟子还强调陈述了“仁义是有用的”这一概念。
《儒效》篇的核心问题意识，直接写在其中一段文字里。那段的开头是：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这段话和《孟子》书里记录孟子第一次见到梁惠王，梁惠王所说的第一句话，相互印证。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sǒu]不远千里而来，亦有利于吾国乎？”国君想的、国君需要的，是“有用”的主张与策略，而想到儒家，头脑里浮上来的第一个念头，往往是怀疑：儒家有用吗？
国君感受到时代改变了，快速变化的新环境是他们面对的迫切挑战，他们不会想要听到老祖宗传下来，传了几百年的旧道理。在他们的印象中，儒家就是坚持旧道理的，所以儒家就是没有用的。要是历来的儒家，尤其是孟子、荀子，没有勇敢、强悍地树立起“儒家有用”的新论述，儒家是不可能一路传承延续到战国结束的。
大儒典范——周公
《荀子·儒效》一开头先讲故事，以西周建国典故来解释什么是儒，什么是大儒。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lì]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开始点明了，底下这个故事显示了什么是大儒的功效。周武王很早去世，应该继位的成王当时年纪还小，周公担心幼主即位，刚成立的周王朝会不保，天下之人不会服从，于是就将成王摆在一边，接在武王后面统治天下。
周公登上了天子之位，处理天下政事做出决策来，好像这个位子、这份权力本来就属于他似的，即便如此，却没有人批评他贪图高位重权。他杀了自己的兄弟管叔，将殷移民迁走，使原来的殷都城变得空虚无人，即便如此，却没有人批评他残暴。他创建了统辖天下的封建制度，一共立了七十一个封国，其中五十三个国封给了和他有亲属关系、同样姓姬的人，即便如此，却没有人批评他偏心偏私。
然而荀子特别凸显周公没有遵守应有的体制，破格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因为他的作为符合当时局势所需，也就没有人会觉得他的做法是不当、不对的。
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yǎn]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居天子位的这段时间里，周公教导年幼的成王，使他了解道，了解普遍的道理，取得了跟随文王、武王留下的功业的能力，于是周公就将周还给了成王，如此带领周渡过了难关，维持住天下宗主的地位。成王即位后，周公以臣子的地位尊奉成王。
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周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天子不能光靠位子来让别人屈服，当天子是硬碰硬的，有能力做得好，天下就会归顺，没有能力做得不好，天下就叛离。所以不能让小孩当天子，也不能由别人来代理。
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为了不让天下叛离，周公才推开成王自己继承武王来统治天下。等到成王成年有能力了，周公就将权力地位交还，表明自己的做法只是一时权宜，绝对不是要泯灭成王的合法身份，没有要以臣下身份僭[jiàn]越主上。
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乡”是“过去”的意思。周公之前统领天下，之后又将统领天下的权力交出来，不是专擅贪权。成王原来没有这份权力，后来有了统领天下的权力，也不是去抢夺来的。他们权力地位的上下变化，都符合时势情况所需，依循一定的道理。
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因此尽管以宗法上的旁枝身份，取代主系的武王儿子，却不算僭[jiàn]越。尽管杀了自己的亲兄弟，也不算残暴。尽管后来君变为臣、臣变为君，也不算不合礼。延续了天下和平的局面，完成了文王、武王的功业，彰示凸显了旁支与主系的正当关系，虽然经历了种种变化，天下安然不乱，始终如一，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事。这也就是大儒可以发挥的效果。
一个大儒，可以大到这种程度。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儒甚至可以跳过血亲身份上的天子，承担起最大的、绝对的责任，安定天下。然后他又能不眷恋权力，依照道理与现实条件需要，当少主长大时，毫不犹豫地将最高地位交出来，平心静气地回归臣子身份。
荀子毕竟是儒家，他承袭的儒家传统推崇周公，向往、追求回归周公所创设的封建礼法，在他心目中，周公就是儒之最大者，是儒的极致。依照儒家的历史观念，文王的贡献在以小事大，凭借人格与智慧让周人得以壮大。武王的功业在于成功地“翦商”、伐纣。但真正建立起周之所以为周的制度与文化，那是在周公手上才得以完成的。
儒者无所不适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秦昭王问荀子：儒家对国政没有什么用，是吧？秦昭王此问，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儒家是传统旧意见、旧主张，赶不上时代变化了。虽然有很多道理，尽管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致命的缺点在于，对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求来说，没有用，不会有作用。
面对这样没礼貌的问题，荀子先用三项特性厘清儒者是什么，免得秦昭王心里想的、批评的儒，和真正的儒混为同一回事。儒者的第一项特征，是“法先王”，信仰、标榜、学习模仿古远的圣君，也就是有一个传统在他背后，不是只看现实的功利道理。儒者的第二项特征，是以礼义为核心价值，将礼义看得最重要。
儒者还有第三项特征：谨慎地扮演臣子的角色，将荣耀、尊贵归于君王。
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què]，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wèi]，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像儒者这样的人，可进可退。人主用他，他有能力在朝廷合宜发挥；人主不用他，作为没有特殊身份的百姓，他也一定会朴实、恭敬。不发达、遭遇困境时，乃至于饥寒交迫时，他都不会走邪门歪道贪求财利。就算连一点土地恒产都没有，他仍然不会放弃清楚明白的国家集体公义。
嘄[jiào]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执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贵道诚存也。即便他大声疾呼的主张得不到任何回应，他仍然通晓究竟应该如何管理万物，如何长养百姓的大原则、大道理。不只得不到国君青睐，甚至周遭找不到听得懂他说话的人，他都不会气馁，不会放弃在公共事务上的自我准备。若能得到较高的地位，他可以做很好的诸侯；地位低些，他也可以当称职的臣子，大有助于国君。这种人就算住在偏僻的地方，破旧的房子里，都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因为他真的具备了可被尊敬的道理（“贵道”）。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另外一个大儒——孔子，就有这种无形的尊贵影响力。当年他在鲁国，将要接任管治安秩序的司寇，还没上任呢，鲁国的一些有奸邪行为的人，赶紧就有了反应。
一个是沈犹氏，据说他早上先把羊的肚子里灌满水，再牵到市场去卖，可以增加重量卖高一点的价钱。从此他不敢往羊肚子里灌水了。另一个是公慎氏，据说他的妻子淫乱，他本来不敢管、不愿管，这时就下定决心断绝了和妻子的关系。再一个是慎溃氏，据说他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这下仓皇离开鲁国，搬到别国去。全鲁国卖牛马的人（“粥”通“鬻[yù]”，即卖的意思），这下子都不敢随便乱抬高价钱了，快快在孔子上任前就改掉原本歪门斜道的做法。